当年罗定县政府

当年罗定县城一条商业街

(资料图)

当年罗定博爱医院

《开门》有关罗定1939年被轰炸的记载

1939年2月25日，星期六上午，罗定遭到了它的第一次轰炸。大约有上百枚炸弹在15或20分钟内被投下。庆幸的是，迪因小姐那时正外出在乡村的福音传播旅途上，一大片弹片飞过她的起居室，穿透这房间两边的门。这是我们的传教团房屋唯一被击中的一间。那美国的天主教传教团，在所有的屋顶挂了美国国旗，被两次袭击，那位神父受了重伤。由于那么多的炸弹投落到一个拥挤的，一墙接一墙筑的，由脆弱的砖建筑物或泥建筑物构成的中国城市，对生命造成的毁灭和对财产造成的破坏是可怕的。没有一个基督徒甚至受伤，虽然都很害怕而且有些他们的家和商店被毁了。有位女基督徒的家除了一个单人房间都被毁了，邻居们大为惊讶地看到七个人从这个房间出来，安然无羔。这奇迹普遍被谈论是应归于那一位女基督徒的信仰。博爱医院的建筑物幸免于难，贝里小姐和这医院的职员突然对伤员应接不暇。“伤员开始很快就到来因此我们的医院成为了一个照顾流血呻吟人们的繁忙中心。贝里小姐和她的同事在这整天忙碌，没有时间休息，没有心情吃饭，冲洗、消毒、包扎和安慰。” 为担心再次袭击，这医院的病人、职员和设备被转移到城外的麻风病医院。

这场轰炸后，日本飞机向该市投下蓝色薄纸传单，传单上写着：

亲爱的市民们：在不公的蒋介石的腐败政府下我们还要呻吟多久？起来，挣脱这种暴政枷锁，让日本和中国人民一起努力（work ）为亚洲带来和平与繁荣。

这则通告是由一位日本的傀儡官员签署的。

藉着特有的中国精神，罗定逐渐从严峻的伤害中恢复过来，到六月，超过半数的店铺和商行都恢复了营业。还安装了明亮的新电灯。衙门、学校和许多其他公共建筑物没有被袭击——中国人认为轰炸事实上是目的在于杀害和恐吓平民。

七月，日本飞机多次飞过罗定上空，使市民惊慌，但没有投下炸弹。迪因小姐描述了七月的一个下午：

今天下午一点半左右，空袭警报响起，五位华人朋友和我一起下去到后院的壕沟。很快，27架以三-九典型（perfect ）队形的炸炸机的轰鸣声正好从我们头上飞过。躲在我们的壕沟藏身处，我们都为死亡与毁灭之降落物做好准备。黄牧师太太在恐惧中抓住我。是的，我们祈祷了，使我们大为欣慰的是，这支有着毁灭性武器的军队在罗定上空过去了。但这些飞机必须返航因而在那三个小时的时间里我们三次奔向在庭园里的那个洞。黄太太和Hung Yi Mo（注：译名未确） 用旧棉被装备了她们自己。我们不禁对这种在那温度计显示华氏90度的屋里的不适宜发表议论。飞机以三架、六架、九架的间隔返航，其全的都不见了。每次我们都壮起胆来作最坏的打算，但让我们颇感欣慰的是它们都远离罗定上空飞过了，高得连侦察的意思都没有，然后消失在东南的云海中……

经过一个要么在庭园的地洞里要么在山坡上烈日下待上几小时的酷热的下午后，罗定市民和驻扎在这里的数千名士兵就在平静地做他们的晚餐……

晚上的崇拜后，你就能听到当天经历的详细讲述。一个由四名年轻女子组成的小组外出做福音传播工作，一听到警报她们就先躲进树篱里然后躲进稻田中，高大的水稻提供了很好的藏身之处。一出来她们就洗掉泥水，在太阳下晒干衣服……我们听说有位理发师，他理了顾客一半头时就顾客和理发师突然狂奔！有位被雇去一所寺庙为某户人家祭拜的愚昧妇女，在“解除警报”信号响起之前在那偶像寺庙里放鞭炮。她被捕了。作为一种防止恐慌的战时法令，放鞭炮，无论是祭拜、葬礼还是婚礼，在“解除警报”信号前都被禁止。

处于麻风病院的人在他们距罗定城一英里的新住处听不到警报，但他们有台电话被通知有即将到来的飞机。贝里小姐和她的同事以及病人从麻风病医院逃到山下那些溪沟去……他们的危险在于他们在山坡上凸起的竹棚屋。贝里小姐说，当危险过去时，所有人都热诚地“感谢天父”！……

昨天晚上，日本入侵两周年日由何（Hoh ）将军的团发起的1000名军人大游行显示了。有巧妙的（clever ）描绘着像日本人用钞票贿赂中国人充当间谍、日本人残忍对待中国俘虏、日本人在中国人身上施加鸦片和赌博等诸如此类战时场景的花车……

我们的工作不间断地进行着。宋牧师和黄牧师每星期在一位基督徒的家中举行一次福音传道的礼拜仪式而且每星期二举行特设的主要是士兵参加的福音传道的礼拜仪式。

去海滨度假今年对我毫无吸引力，即使温度计在二楼是华氏96度。

中国人根本无法理解美国未做到对向日本销售战争物资实行禁运的态度。

旅行是如此困难，以致这传教团的所有女职员都决定那年夏天不去那海边度假。包义森先生和肯普夫先生去了那海边。在那里的时候，肯普夫先生娶了弗朗西斯·麦吉尔小姐，她是苏格兰人，曾在上海做过传教工作，目前管理在九龙为传教士设置的一个临时宿舍，菲利普之家。

（陈世汝翻译自爱丽丝·伊丽莎白·罗布的著作《开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