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一生会有多少高光时刻？那些时刻会持续多久？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焕然一新的日子，不断向上走的日子，让人目眩神迷的日子。人期待并依赖这些日子获得生活的动力。

对2017年走红的范雨素来说，这个高光的时长是一周，乃至一天。在公众记忆里，这个家政女工出现，用一篇《我是范雨素》让人心头一紧，随后就消失。

5年后，范雨素交出一本新书《久别重逢》。小说从10年前就开始构思，在《我是范雨素》之前就开始写。成名成了中途小小的意外。

她对生活已经极度耐受，靠巨大的惯性而非期待坚挺着。明天怎样都行，只用准备好，像无数个昨天一样活着就行。

那些高光时刻短暂地来了一下，于是范雨素接受这小小的来自生活的奖赏，然后继续写，继续过她的窄门，走她的远路，见她自己的微光。

摄影师：马俊岩

写作：我还没有被生活收买

如果无法写到余华那样，靠《活着》活着，写作对于普通人的意义是什么？

在《久别重逢》的附录中，我们窥见范雨素成名后的状态。她还住在北京五环外的皮村，每天上午做家政，下午和晚上读书，手写构思已久的小说。

范雨素明白自己表达的受限。作为从农村出来的普通女性，自己只是“撞大运了”；也知道写作在这个时代的受限。小时候看到大哥哥追求文学梦，让全家人窘迫到啃了好多年红薯。她感觉“作家就是失败者的象征”。

她也知道，如果愿意忽略这些受限，即便是那样短暂的声名也能为自己带来更多变现。有人请范雨素写育儿，开讲座，做网站编辑。但一个天天操心萝卜白菜豆腐的人，不知道怎样从陌生的规则和玩法中窃取安宁。

她没有选看起来容易的路，也没有放弃艰难到荒谬的路。走到人生中途的范雨素，在许多关于亲人的记忆快要模糊，许多稳定的联结也逐渐断掉的年纪，把写作当成了自己能够拥有和掌握的为数不多的东西。

还有什么比铺开一张纸，拿住一支笔，然后一个一个地写字更安定呢？在范雨素这里，写作这件事不高也不低，无法让你真的靠它活着，只是无数种虚度光阴的方式之一。但偶尔，它是你整理内心秩序的途径以及“我还好好活着”的证明。

如同附录里那个直接命名为《我写，我在》的章节。当写作只用来取悦自己，我写故我在。她期待人生像苏东坡的“应似飞鸿踏雪泥”。漂泊不定的飞鸿也可以在雪地留下些曾经来过的印记。即使下一场雪很快来临，然后将它覆盖。

很多时候，在采访里，演讲里，她是进城的工人，是单身的母亲，是别墅的家政。另外一些时候，她想做个写字的人。

书里插页的手迹字很大，并不刻意追求工整，面貌毫不客气。上面是一个没有接受过多少诗歌教育的人，用她并不输给诗人多少的感知写的诗：这是春天/有晴也有柳絮/无我。

在这些时候，她感觉自由。

摄影师：马俊岩 

寻找：想象另一种可能

作为一部自传体小说，可以说《久别重逢》在主干情节上基本脱胎于开头收录的那篇《我是范雨素》。

但同样是写漂泊人生，亲者故事，《久别重逢》不仅仅是扩了容，难得的是，也重新调配了情绪，让人看到与底层深度捆绑的疲惫姿态之外的可能。

要概括《我是范雨素》，用开篇那句浓缩40多年时间的话就很合适：“我的生命是一本不忍卒读的书，命运把我装订得极为拙劣。”人们被《我是范雨素》刺痛，因为会想到阶层，想到许多具像化的穷。

而在《久别重逢》里，这个农村女性不再倚赖底层视角，投射社会观察一样的目光。她动用记忆，悬置痛苦，释放轻飘如羽毛一样的想象。小说里不再有“命运”这样的词，取而代之的是时间、梦境、缘分。

这是范雨素习惯也钟爱的表达，如同她听过的巫灵的传说，山村里盛行的演义，鬼市摊中流传的故事。她崇拜想象，因为“无所不能的想象力可以创造出一个世界。”

在书中的世界里，每个人都有前世今生，因为灵魂的随机排列组合而相遇，因为量子纠缠而成为家人，因为出厂的脑电波不同而配置了不同的人生。一世将相后是一世草民，久别后是注定苦乐参半的重逢。于是，今生的卑微不重要了，纠缠的关系也都可以原谅了。

连带来痛苦的男人，独自带着女儿无处可去的经历，也统统经由想象被安置在虚构的鬼神堡中，编织进一个吃了甜魇菇做的美梦里。所有让人闷闷不乐的现实，都有了另一种可能。

这是50岁的范雨素用小说为人生做的新注解。一如她12岁时南下去流浪，抱着寻找自我的念头；16岁时去北京，去解决自己能否成为哲学家的疑问。

在这些努力的背后，我们看到一个对世界的价值定义始终感到不安的人，一个不满意现实给的答案干脆自己去找的人。

像山一样重的标签，阶层、贫富、性别、城乡、年龄……谁都知道这是真正的答案吧。但这样的答案，还能把人引向哪里呢？

而《久别重逢》这样的故事，就成了范雨素能够写的，也是她愿意给自己人生的交代。

底层：诚实地接受我们共通的命运

在努力弱化自己身上的社会学标签时，我们当然还是能看到，作为一个底层写作者，范雨素对阶层的在意。

这是一个厌倦了“作家”“民间诗人”、同时为阶层所苦的人。自觉满足于现实，自觉已经低欲望，但仍然有很多瞬间发现那些高低明暗的分别难以逾越。会被炫耀的同龄人带来压力，会因为被雇主侮辱感到愤怒。

但也因此，有了敏锐的识别弱者的能力。会看到在高高的脚手架上盖房子的人，在矮矮的菜市场卖西瓜的人。赞叹文能考大学、武能爬下水管道的年轻记者，也为他们如何立足于城市感到担忧。共栖于这广阔的人生，所有的相遇都是有缘相会或者久别重逢。

在许多关于阶层的讨论日益魔幻，大众失败主义越发盛行的今天，范雨素的再度出现，让人看到一些平衡性的力量。

生存的焦灼感越来越重。我们习惯了流行文化里穷人的消失，底层的失语，中产阶级的绝对统治，意识到自己是卧在铁轨上的而非开火车的，意识到心力虽有道路却无，我们称之为路的，无非是踌躇。

在漫长的担心下沉的恐惧里，身体和情绪都缩到微小的单元，然后看着渴求的一切流向不缺这些的人。无论是财富，名气，还是尊重和爱。

“有的人在沟底，有的人在沟沿，有的人在沟边那块最大的土坷垃上”。面对这样宏大无解的焦虑，那么多的不平，范雨素也不知道怎么办。

她只能在小说里重复着渴望平等，在采访里回答：“沟里的人们。仰望星空的人们。我们没有什么不同”，然后回到一个人的生活里，诚实地接受自己的命运。

她写帮自己剥掉馒头皮的父亲，写冬天哄自己穿衣服的奶奶，记录他们微不足道的人生，从过往的记忆里收集暖意。更多闲下来的时候，她听毛不易，看《知音》《故事会》，或者去昌平的温榆河畔走一会儿。

老家襄阳形容机灵世故的人为“机故人”。范雨素从来都知道自己不属于此类，很小就担心“长大了可能养不活自己”。世上的机故人那么多，多到普通人总是心里忐忑。

但要活着，要过上平凡的日子，总得做点什么吧？

在《久别重逢》面世之前，范雨素已经打定主意：“只写这一本书。我要写我心里的东西。”她的退路是回到体力活和育儿嫂的世界里。

自我是那么有限，宇宙是那么广袤。她只觉得人居于其中，无法升华也无法沉沦。唯一能做的也愿意做的，就是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活下去。

撰文：饺子

排版：辞安